3、李泽厚对杜（杜甫）诗、颜（颜真卿）字、韩（韩愈）文的论述：
3.1、杜诗、颜字、加上韩愈的文章，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，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，树立了楷模，形成为正统。杜诗、颜字、韩文是影响深远、至今犹然的艺术规范。
3.2、苏轼认为杜诗颜字韩文是“集大成者”。又说：“故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书至于颜鲁公，画至于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”。韩文不但可以，而且应该与杜诗、颜字并列看做是体现了同一种时代精神和美的理想。
3.3、元稹认为李白是“放浪纵恣，摆去拘束”，而杜甫则“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”。李白、张旭等人属于无法可循的一类；杜诗韩文颜字属于有法可依的一类。后者提供了后世人们长久学习、遵循、模拟、仿效的美的范本。
3.4、学杜几乎成为诗人们必经之途。练字锻句，刻意求工，在每一句每一字上反复推敲，下足功夫，以寻觅和创造美的意境。“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，“一联如称意，万事总忘忧”，“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这些，当然都是李白等人所不知道也不愿知道的了。直到今天，由杜甫应用，表现得最为得心应手，最为成功的七律形式，不仍然是人们所最爱运用，最长运用的诗体吗？
3.5、苏轼作为诗、文、书、画无所不能，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，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。其实，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，比起屈、陶、李、杜，要逊色一筹。画的真迹不可复见，就其他说，则字不如诗文，诗文不如词。
3.6、苏轼为文，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喜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；这里没有屈原、阮籍的忧愤，没有李白、杜甫的豪诚，不似白居易的明朗，不似柳宗元的孤峭，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。
3.7、在古今诗人中，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。只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、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的陶渊明，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。终唐之世，陶诗并不显赫，甚至也未遭李、杜重视。直到苏轼这里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。并从此之后，地位便巩固下来。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质朴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，把它看做是人生的真谛，艺术的极峰。千年以来，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。
3.8、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，一超然事外，平淡冲和；一忧愤无端，慷慨任气。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。应该说，不是建安七子，不是何晏、王弼，不是刘琨、郭璞，不是二王（东晋王羲之，王献之父子）。而陶潜和阮籍他们两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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