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、李泽厚对杜(杜甫)诗、颜(颜真卿)字、韩(韩愈)文的论述:
3.1、杜诗、颜字、加上韩愈的文章,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,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,树立了楷模,形成为正统。杜诗、颜字、韩文是影响深远、至今犹然的艺术规范。
3.2、苏轼认为杜诗颜字韩文是“集大成者”。又说:“故诗至于杜子美,文至于韩退之,书至于颜鲁公,画至于吴道子,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”。韩文不但可以,而且应该与杜诗、颜字并列看做是体现了同一种时代精神和美的理想。
3.3、元稹认为李白是“放浪纵恣,摆去拘束”,而杜甫则“铺陈终始,排比声韵”。李白、张旭等人属于无法可循的一类;杜诗韩文颜字属于有法可依的一类。后者提供了后世人们长久学习、遵循、模拟、仿效的美的范本。
3.4、学杜几乎成为诗人们必经之途。练字锻句,刻意求工,在每一句每一字上反复推敲,下足功夫,以寻觅和创造美的意境。“二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,“一联如称意,万事总忘忧”,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这些,当然都是李白等人所不知道也不愿知道的了。直到今天,由杜甫应用,表现得最为得心应手,最为成功的七律形式,不仍然是人们所最爱运用,最长运用的诗体吗?
3.5、苏轼作为诗、文、书、画无所不能,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,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。其实,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,比起屈、陶、李、杜,要逊色一筹。画的真迹不可复见,就其他说,则字不如诗文,诗文不如词。
3.6、苏轼为文,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喜笑怒骂,皆成文章;这里没有屈原、阮籍的忧愤,没有李白、杜甫的豪诚,不似白居易的明朗,不似柳宗元的孤峭,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。
3.7、在古今诗人中,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。只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、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的陶渊明,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。终唐之世,陶诗并不显赫,甚至也未遭李、杜重视。直到苏轼这里,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。并从此之后,地位便巩固下来。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质朴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,把它看做是人生的真谛,艺术的极峰。千年以来,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。
3.8、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,一超然事外,平淡冲和;一忧愤无端,慷慨任气。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。应该说,不是建安七子,不是何晏、王弼,不是刘琨、郭璞,不是二王(东晋王羲之,王献之父子)。而陶潜和阮籍他们两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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